通过审判权来制衡行政权，防止强制手段被滥用、公民权利被侵犯，使政府和个人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这是宪政的一项关键性制度设计。
如果真正基于回归社会和恢复改造等理念设计刑罚制度，就需要实现刑罚由惩罚模式向矫正模式的转变，从而有效降低再犯率，确保罪犯在刑满释放后顺利复归社会。唯有理性认识证据风险，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司法决策出现失误。
而以正义之名施加的惩罚，也往往背离制度设计的初衷。那么，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司法领域呢？ 在侦查取证环节，因视野狭隘所导致的确证偏见等问题，不仅影响现场处置、人证调查，还影响到DNA鉴定等看似客观的领域。毋庸讳言，如果随意利用程序和规则玩弄司法，那将是一种更大的不公正。龙勃罗梭（Lombroso)的天生犯罪人理论，试图通过体貌特征推测人的本性，这种犯罪理念无疑带有一定的偏见性和误导性。例如，为弥补记忆的缺陷，可以推广使用录音录像系统。
还有35%的受访者能够回忆起那个并不存在的视频中的特定细节。只有洞察司法制度隐藏的不公正因素，才能保持对正当程序的自觉，铭记正当程度的实质。承认在法律面前作为一个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6条)，[8]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有权被承认是一个人(《美洲人权公约》第3条)。
徐久生：《德语国家的犯罪学研究》，第二、三章，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第26-102页。Fähigkeit主指能力，也可转指资格、地位。此一判断，本文以为，也是中国民法对待人格权的适当态度。它是人的本性内核，表明人是一个精神的存在，价值的存在，意义的存在，而不是一个物理的和生物的存在，还反映出人与自我的关系，即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更非客体。
而名誉权、荣誉权、私生活权或隐私权因利益的载体的内在性和主观评价性，致使它们是否受到侵害，严重依赖于对何谓名誉、荣誉、私生活或隐私的主观评价，如个人的婚姻、收入状况，在某些人看来，它们为个人隐私，打听便为侵害，而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第30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
一切客观法不过是对人的行为之价值判断(它体现在规范中的结果部分，如损害要赔偿，杀人者死，禁止民间借贷)，行为与结果之间并不具有如天下雨地就湿的必然联系。侵害性自由或健康权：四种，强奸罪(第236条)，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第237条)，猥亵儿童罪(第237条)。 [17]为了贯彻个人权利至上的理念，一些学者不惜违悖逻辑，把利益仅界定为他人的、尤其是社会的和国家的利益，也否认有集体权利。名誉包括活人和死者的。
当然，刑事救济和民事救济因人格权受到的侵害程度和侵害方式不同而有区别，如在刑法上，过失侵害名誉侵害人不承担责任，而在民法上则应予以补偿。姓名是人的表征符号，无论是文字的还是非文字的，均能感觉。1999年秋，在中国政法大学一次法理学讲授课上，本人当众提名表扬了一位在场的学生，说其参编的一份学生刊物很有学术味道，不料招来其不满的自光，令我一时手足无措。马尔蒂·科斯肯涅米对序言的作用有恰当的概括：序言是支持、鼓励和解释。
第二、某些分类的含义：生命涵盖的内容较为广泛，有生命的开始和终结，生命救助。正面确定则预先告知人们有何人格权，优长在于有预见性，即便未受侵害也可知晓，与法律还是行为规范的学说和法治原则相适应。
私人意思自治是一种主观法原则，在这种私法观中法与个人意志重合起来，个人意志是法，法是个人意志，契约即法便是这种关系的最明确表达。 [27]A《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第2条：生命权。
因而，没有一个单义的、明确的和普遍适用的人格定义。尊严权的客体为受尊为人利益。区域层面的一般条款的有两方面的内容：人的尊严和人的法律资格，各洲的强调不尽相同。谁优谁劣，只能历史地看。也许有人要说，既然人格权是宪法上的权利，其他制定法不应该对这些权利做出哪怕是具体的规定，对它的保护也仅采取宪法救济即可，刑事、民事救济是多此一举，实则不然。即便仍将个人意志(合意)视为法，此法只是在不违背客观法(合同法)下才有效，或才成其为法。
前两个为：不可能承认一项对自身的原始权利，因为否则就会得出存在一项自杀权的结论。那么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人格权仅仅是一个制定法跟随保护的问题呢，还是也包括制定法确认及至设定的问题？我认为，自然权利学说仅是一种关于权利来源的政治假说，它是近代资产阶级在反抗专制和绝对主义国家斗争中的一种合理的杜撰，以来限制国家的任意和争得自己利益，因此便说权利先于制定法。
有人认为这是自愿让渡尊严。[20]个人利益的权利化是近代以来的各类制定法的主要任务，可以说，制定法中对权利的所有规定就是个人利益的权利化的结果。
父亲可以什么都吃，但不必什么都知道。他所具有的主体身份不仅是客观法赋予的，他享有的权利如公民权、财产权和人格权也是因法律发生的，而不是依其意志取得的。
个人利益指对个人的好处，这种好处并非全是可客观测度的，还具有主观评价性，受权利人的价值观影响。对Persona的身份含义进行抽象，人们便把Person当作人格即作为社会文化意义的人的资格来理解。只不过这个主观法原则在今天己失去了绝对性，人的行为不是个人意志之主观法的产物，它要受制于客观法，因为人处在社会关系之中，要廓清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界限，这就产生了一个人的意志与他人的意志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在达不成合意发生冲突时，协调两种意志的标准不是个人意志之主观法，而是客观法。因此，权利的意志说不能解释权利的取得，如前述，权利概念应当还包括客观法赋予的成份。
但这更多是一种告诫，并不意在阻止在将何种个人利益权利化中人们对立法权力的正当争夺。第7条：尊重私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权利。
对这类犯罪，各国刑法均有相关规定，这里仅以1997年中国刑法典为例，它们可分为五类二十种： 侵害生命权：二种，故意杀人罪(第232条)，过失致人死亡罪(第233条)。 [28]《美洲人权公约》第4条：生命权。
在人格权的性质上，还有人格权是何种制定法层面的权利需要解决，也即，人格权是人权，还是宪法性权利、民事或刑事权利(这里暂沿用既有的用语)，抑或仅是其中一种，这要放在下文有关人格权的制定法设置之中来一并回答更为方便一些。3是经由制定法预设还是通过判例法发展人格权? 通观国际人权法和各国内的宪法、刑法、民法，无单一制定法预设或仅由判例法发展的模式，但有或偏向前者或钟情于后者之分。
对意志力源于客观法这一判断，可能有人要反驳道，例如，房主出不出租房屋难道不是受个人意志支配么?那么，个人意志之于权利的意义又何在呢?这就是，在客观法(合同法)的指引下，依个人意志独立地决定如何行为，例如出不出租房屋。总之，人格权不涉及人的主体身份，只与人格相关。在前一意义上，人格权是刑法、民法上的权利，在后一意义上，刑法、民法等既是实现它们规定的人格权，也是实现国际人权法上的人权性人格权和宪法上的人格权的手段。见俞江：《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人格理论》，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2辑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3-181页。
第四、从中可以窥见对人格权调整的几种变化：从长期主要居于伦理层面到逐渐浸入制定法领域。这类人格权体现的利益以兼具有形与无形的东西为载体，有形之处表现为载体的外部实在性或相对的可验证性，以生命和身体为典型。
内容提要：在法律中，人格不应是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当指人负载于人的社会资格、生命、健康、名誉等上的精神存在利益。另外，在明确了人格权中的人格的含义之后，也不能以为似乎只有人格权才体现出对人的重视，其他的权利，如言论自由、财产权、诉权与此无关，其实不然，人格权只是个人的利益的权利化的表现之一。
第25条：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作为基本权利的人格权，可主要由国际人权法，国内的宪法、刑法、尤其是民法等制定法，以正面确定和负面保护的方式来设置，还可适度通过判例法来发展。
